文/潘彩霞无锡股票配资公司
摄影革命家 沙飞无锡股票配资公司
1949年12月15日，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。这一天，《华北画报》社主任沙飞准备出院。
走之前，他把日本主治医生津泽胜叫来病房，问他路上吃什么药。津泽交代完，转身出门，就在这时，沙飞朝他开了枪。
津泽毫无防备，应声倒下，沙飞看着他，“吃吃冷笑”，又近距离补了一枪。
一个日本医生，被共产党的师级干部无故打死，医院的日本医护顿时群情激愤：“共产党光明正大，看你们怎么处理！”
请示报告到了聂荣臻桌上，考虑到国际影响，他最终决定：“挥泪斩马谡，厚葬沙飞，他贡献大。”
1950年3月4日，华北军区军法处宣判沙飞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展开剩余91%而此时，妻子王辉还在天津出差。回北京后，消息传来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个星期没有出来，眼泪全哭干了。
沙飞与王辉
沙飞原名司徒传，广州人，家族中曾出过多位有名的艺术家。14岁时，他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，投身北伐战争，是国民革命军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。
战争结束后，沙飞脱下军装，受一位族叔邀请，到汕头电台做了特级报务员。正是在那儿，他与同事王辉相识。
同样关心时政，同样热爱鲁迅，两个年轻人成了好朋友。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爱国青年热血沸腾，在沙飞和王辉推动下，电台成立了一个救国会，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。他们还出版了刊物《醒来吧》，宣传抗日救亡。
在共同的工作中，两人心心相印，1933年3月，他们宣布结婚。蜜月旅行时，为了记录美好时刻，沙飞特意买了一台照相机。
不久，王辉怀孕，沙飞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当沙飞对摄影产生极大兴趣时，王辉也表示支持，她拿出几个月工资，让他买摄影器材，在家里弄暗房、冲印照片。
渐渐地，沙飞的镜头，从家人转向了劳苦大众。
沙飞摄影作品
1936年初，沙飞拿回一本外国画报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，他对王辉说：“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遇刺，导致一战爆发。当时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历史性的场面，一下子出了名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：“我要当摄影记者，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！”王辉注意到，说这话时，他“情绪沸腾，眼睛放着奇异的光”。
三个月后，不顾全家人反对，沙飞放弃电台的高薪工作，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，一边上学，一边搞摄影。
那年10月，他去参加一个木刻展览会，在会上，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。
鲁迅的病已经很重了，但他仍然与青年们亲切交谈。沙飞为他们拍照时，鲁迅关心地问：“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？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。”
11天后，鲁迅病逝。在鲁迅遗体前，沙飞恭恭敬敬三鞠躬，随后按下了相机快门。
发表鲁迅照片时，他用了笔名“沙飞”。他希望自己像一粒小小的沙子，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。
在自己的一张西装照背后，沙飞用钢笔题了诗：“浪漫性情浪漫游，寄情湖海与山丘。羞与众生同媚世，心中唯有梦中人。”
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
沙飞这厢，只顾逐梦天涯，而王辉那边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一度悲观失望。
鲁迅系列照片发表后，引起社会广泛震动，沙飞从上海美专不告而别，去广州办个人影展，之后又去了桂林。
痛苦之下，王辉给沙飞去信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脱离关系吧。我们是无条件结婚，现在也无条件脱离。”
话里带着负气，她只想逼沙飞回家。没想到，沙飞大哭一场，写了八个字作为答复：“誓不屈服，牺牲到底！”
桂林影展刚刚闭幕，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，沙飞决心再穿军装，投身抗日洪流。
在《摄影与救亡》一文中，他呼吁：“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，摄影工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，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，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。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。”
抗战宣言发表后，他奔赴晋察冀边区，在聂荣臻安排下，上前线跟拍。
战场上，沙飞跟着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，拍下了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肉搏画面；
作为一个南方人，在天寒地冻的华北前线，他坚持和战士们住在一起，不幸患上了肺结核；
在卫生所休养时，他还和白求恩成为挚友，为白求恩记录了诸多精彩瞬间。
白求恩做手术
以摄影为武器，沙飞征战在沙场，那时的他并不知道，几年没有联系的妻子王辉，已经在救国路上，与他殊途同归。
和沙飞离婚后，王辉参加了“潮汕抗日义勇军”，成为一名地下党员。因为随时面临牺牲，她把两个孩子送到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，曾经幸福的四口之家，从此分离三处。
1940年底，香港情势危急，保育院一批儿童撤到贵阳。在一座破楼里，王辉见到了一双儿女——7岁的司徒飞和5岁的司徒鹰。
面前的孩子骨瘦如柴，眼睛发炎皮肤溃烂，已是深冬，他们还穿着单衣。分离两年，又长期逃难，两个孩子已认不出自己的妈妈，迟迟不敢上前。
王辉流着泪，上前把他们紧紧搂住，亲吻着，呼唤他们的乳名。记忆被唤醒，孩子们终于胆怯地喊出：“妈妈！”
母子刚刚团聚，马上就面临分别，王辉奉命到中共南方局工作，两个孩子被送到延安，从此，改母姓为“王”。
沙飞夫妇与一双儿女
1942年，王辉患上肺结核，半工作半休养。一次整理资料时，她看到了一本《晋察冀画报》，主编那栏，赫然印着：沙飞。
往事漫上心头，她一页页翻看着。照片也是画卷，人民战争中的一幕幕令人心潮澎湃。王辉的眼睛湿润了，那一刻，她读懂了沙飞。
在和邓颖超的聊天中，她把和沙飞的关系和盘托出。邓颖超说：“既然你们俩现在都参加了革命，如果他现在还没成家，就应该恢复关系。”
昔日恩爱重现，王辉充满憧憬。多年后，她在自传里说：“我们过去的离婚，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我对于他的爱，没有完全消灭。听了他的进步，我甚快活安慰，认为我过去没有爱错人。”
她的确没有爱错人，沙飞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摄影革命家，他主持的《晋察冀画报》，给了军民极大鼓舞。
有人曾这样评价：“这样华丽的画报，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？当我们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，不能不大吃一惊，它叫我们珍贵，叫我们再三翻阅，不忍释手……”
《晋察冀画报》
这样的画报，自然也引起日军的注意，画报社被盯上了。
1943年底，在日军的“大扫荡”下，画报社撤退到河北柏崖村。不料，日军很快追上来，突围中，画报社损失惨重，9人牺牲，多人重伤。
沙飞受了伤，他还亲眼看到，一位女战友被敌人剖腹杀害，她两个月大的儿子被扔进开水锅中，活活烧死。
日寇的暴行，让沙飞的精神受了刺激，伤愈后，他走路时经常不停摆手，自言自语。
负伤的沙飞
1944年，王辉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打听到沙飞没有再婚时，她向周恩来夫妇作了汇报。在他们同意下，她给沙飞写信，告诉他自己和两个孩子都在延安。
沙飞的回信很快到了：“同意复婚！”
那天，两个孩子终于知道：爸爸叫沙飞，在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搞摄影，是画报社主任。
1945年6月，王辉被调往晋察冀军区，分别8年后，她和沙飞破镜重圆。在那儿，他们二度蜜月，经常手拉手在河边散步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们又陆续添了三个孩子。那是少有的宁静时光，王辉坐月子时，沙飞就为她摸鱼、煮粥；他们一起给小儿子洗澡，看到孩子脑袋鼓、头发少时，沙飞调侃道：“长得像不像列宁？”
沐浴在幸福中，王辉怎么也没有料到，一场劫难，会让他们天人永隔。
王辉与孩子们
1948年5月，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，为他治病的，是日本医生津泽胜。
尽管津泽胜是公认的技术好，待人和善，但沙飞还是给聂荣臻写信，说津泽逼他做X光透视，损害他的生理机能，还在他肺病最严重的时候，让他每天走5公里。
当年的柏崖惨案，让沙飞对日本人的仇恨刻骨铭心。长达一年多的治疗中，他对日本医护充满抵触，经常对别人说，日本医生要害他。
他患上了被害妄想症，可是，没有人发现。出院那天，他终于失控，冲津泽胜开了枪。
津泽胜
妻子王辉刚刚调去北京工作，得知消息时，她痛苦万分。在给聂荣臻的信中，她提出请求：“沙飞违法，理应受法律制裁，但能否念及他的革命贡献，不要处死？”
然而沙飞态度轻蔑，庭审时，他满不在乎，“小日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我杀一个日本人算什么！”
迫于舆论，聂荣臻只能挥泪斩马谡。执行那天，沙飞身边，没有一个亲人。那年，王辉38岁，5个子女，最大的17岁，最小的1岁。
从此，她把沙飞埋进心底，一个小铁盒里，放着沙飞年轻时的照片，开影展的会刊，未写完的自传，还有那份死刑判决书。
这个铁盒，一锁就是几十年。
沙飞夫妇
上世纪80年代，全家开始为沙飞案奔波，古稀之年的王辉，亲自到北京，面见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。
1985年6月，北京精神病医学鉴定小组出具鉴定书，诊断沙飞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事发时处于疾病期，属于辨认障碍，应判定无责任能力。
1986年，“沙飞案”被承认是错案，撤销原判决，恢复沙飞军籍。
在儿女们努力下，“沙飞摄影展”又陆续开在全国各地，那些珍贵的历史影像，让后人重新认识了沙飞。
传奇续写，人生已无憾，2005年5月，王辉安详离世。团聚的路上，鲜花盛开。
沙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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